除了推举广西巡抚沈秉堃为都督外，布政使王芝祥、提督陆荣廷被举为副都督。但至21日，桂林防营兵变，沈秉堃不知下落，改陆荣廷为都督。由此广西进入陆荣廷时代。
陆荣廷之所以能够接替都督职位，一是得到广西省谘议局的支持。据卢仲维研究，辛亥革命后，绝大部分谘议局议员支持、参与逼迫正副都督沈秉堃、王芝祥离桂，迎接陆荣廷执掌广西权柄。二是形势使然。据白崇禧回忆：广西独立之后，存在三股势力：桂林的沈秉堃和王芝祥，龙州的陆荣廷，柳州的刘震寰。后来刘震寰在其兄刘古香的劝说下与陆荣廷合流，不听从沈秉堃和王芝祥计划北伐的命令。沈、王在无力控制广西的情况下出走。沈、王出走主要由于沈是外省人，在广西无军政基础。沈、王离开后，陆荣廷的势力最大，因此，陆荣廷继任都督。
广西独立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过程一波三折，投机色彩非常明显。广西独立后，与其他独立各省共谋新国家机构的组建，当时虽有联邦制与单一制的分歧，但对广西政局并未产生明显的影响。广西虽然名义上属于中华民国，但军政大权都掌握在旧桂系手中。绿林出身的陆荣廷非常讲义气，广西政坛充斥着陆荣廷的亲信。白崇禧评价陆荣廷说：“读书很少，但仅熟读三国演义，效刘关张之重义气，用人行事纯凭义气情感，无论文武均如此。”辛亥革命广西光复后，更是任人唯亲，“桂省遂成为巡防营的天下”。
共和肇造，南京临时政府却深陷严重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危机，孙中山被迫让位于袁世凯。随着袁世凯羽翼丰满，其专制思想日益膨胀。各省军民诸政，皆为地方实力派所掌握，势必导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非北洋系的地方实力派首先感到危机。为了维持广西自主之局，旧桂系选择听命于北京政府。
1912年2月，陆荣廷把军政府改称都督府，设军政、民政、教育、财政、实业五司。陈炳焜任军政司司长。1913年4月，北京政府特任陆荣廷为广西督军，兼广西民政长。陆荣廷把全省新军与巡防营一部分改编为两个师，第一师师长陈炳焜、第二师师长谭浩明，二人均为陆荣廷亲信，陆荣廷仍然独握军政大权。为了表明自己对北京政府的支持，二次革命时，陆荣廷处理了响应二次革命的驻柳州第五军统领刘古香部。同年，风闻广西省议会有通电各省主持独立一事，陆荣廷亲自彻查，在给大总统、国务院的呈复中如此说：“奉电后当委都督府副官孙当辉、南缦县知事温德浦前往省议会调取发电簿记，详细批阅，自本年三月四日开会起至七月三日闭会止，共发电五十八件，实无此起电文。复查该会所发公函传单及议事日程表，均未有堪以证明主持独立兴师北犯等项文据。犹恐未能周至，又委电报局田局长承斌检察该局所发电簿，旋据复报，与孙、温两员所查无异。荣廷素持拥护中央主义，早为一般人民所共见共闻，当赣事生发，即重申戒严令，并订军令八条，曾声明如有要求独立者枪毙，众情畏服，各界均不敢轻于尝试。议长姚芳廷等，始终并无要求独立之言，自系传闻失实，谨此电复。”
但袁世凯对大权独揽的陆荣廷并不放心。1915年，袁世凯派亲信王祖同为广西巡按使，且会办广西军务，实际上是监视陆荣廷。虽然陆荣廷与王祖同虚与委蛇，但对袁世凯的不满也在日益加深。
当袁世凯称帝野心暴露后，陆荣廷遂产生倒袁之心。在袁世凯称帝前夕，各省纷纷劝进，陆荣廷则称病，以代理都督陈炳焜通电表明广西的态度，“窃以吾国现势，内而逃亡乱党时复思逞，外而列强环峙每有诘难，处此阽危，自非组织强大有力之政府，不足以应付艰难。筹安会之发起，诸公之讨论均以巩固国基为前提，用意诚美，曷胜钦佩，惟兹事体大，迭经禀承陆上将军会商军僚，无论君主民主，不执成见，但求治能因时允惬舆情，乱机不致牵动，国家得以乂安”。如果说此时是以敷衍的方式表达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那么此后陆荣廷因病请辞的行为则更加明确地表达了对袁世凯称帝的不满。在袁世凯称帝已成定局的情况下，陆荣廷开始秘密筹划反袁，但因其子陆裕勋在北京为人质，陆荣廷未敢公开表示反对。直至其子遇害，在陈炳焜的劝说下，陆荣廷宣布独立，不但把借道广西进攻云南的龙觐光缴械，还进军粤湘，成为倒袁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广西明确宣布独立反袁之前，陆荣廷曾邀请梁启超来桂赞助。在《梁启超年谱长编》中说：“三月四日，先生由沪赴港转桂，说陆幹卿荣廷举义，十五日广西宣布独立。四月四日，先生抵达南宁。”关于这次入桂的经过及目的，梁启超在《从军日记》中有详细的记录。事实证明，梁启超的广西之行对陆荣廷反袁产生了积极影响，虽然梁还未与陆见面，广西即宣布独立，但广西宣布独立恰恰发生在梁启超赴桂途中。1916年4月，梁启超与陆荣廷在南宁会面。梁对陆荣廷的印象甚佳，“陆督之豁达诚挚，求诸古人尚未知谁可比，而又极精细有条理，真国之宝也”。会见之后，陆很快就入湘驱汤（芗铭）。在陆荣廷驻湘期间，袁世凯先是取消帝制，后来病死。从梁启超的盛赞中，可以看到陆荣廷并非一般的武人，其对形势有独到的见解。
黎元洪就任大总统后，欲封陆荣廷为湖南都督，但因湖南形势复杂，龙觐光仍然负隅广东，陆荣廷并未答应。后来，龙觐光在南方反袁势力的打击下，被迫放弃广东督军一职，广东督军遂由陆荣廷兼任。由此开始了广西统制广东的历史。1917年，陆荣廷进京表达了对府院之争两不偏袒的态度，并推荐陈炳焜为广东督军、谭浩明为广西督军，而自己则被任命为两广巡阅使。
在此一阶段，旧桂系听命于北京政府的目的是保证其对广西的绝对控制，后来明确倒袁，除了对大势的正确判断之外，仍然是为了保障对广西权柄的掌握。在投机与革命的选择中，地盘主义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护法军政府时期是旧桂系发展过程中十分重要的阶段。在这一时期，旧桂系坐拥两广，无论是在西南政局还是在中国政局中，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1917年6月，张勋复辟，两广再次宣布自主。7月，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掌握北京实权，拒绝恢复被解散的国会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陆荣廷赞同孙中山，援湘以抵抗北军南下。9月，孙中山在南方建立军政府，打出护法旗帜。因为桂系拥有两广，所以在军政府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根据《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孙中山被举为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被举为元帅，至此开始南北政府对峙时期。护法军政府虽然成立，但陆荣廷、唐继尧均与孙中山貌合神离，他们借军政府名义扩充实力，并积极主张南北议和。为了限制孙中山，1918年，军政府改组，取消大元帅制，实施七总裁制，七总裁分别为孙中山、岑春煊、陆荣廷、唐继尧、伍廷芳、唐绍仪、林葆怿。在桂系控制之下，军政府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孙中山、唐绍仪、唐继尧、伍廷芳相继脱离。孙、陆矛盾激化。
1919年8月，陈炯明奉孙中山命令自闽回粤，回击桂军。虽然旧桂系比粤系实力雄厚，但粤系以“粤人治粤”相号召，把旧桂系赶回广西。对于陆荣廷的失败，白崇禧曾从政治、文化、人事等三个方面加以分析：政治方面，孙中山有政治理想、政党及信徒，陆荣廷以异省人统治广东，一无政治号召，二未能使政治清明。结果被孙中山“以粤人号召粤人反陆，以革命领袖号召革命志士反陆”。文化智慧方面，旧桂系主要将领大部分出身绿林，无论是知识还是智慧，都不占优势，“不能明白政治大势，不能了解主义，不能摒除私心，抱的是地盘思想、武力主义”。人事方面，内部不团结，陆荣廷过去的老部下沈鸿英、莫荣新等与新宠马济关系不洽，导致力量涣散。
战败之后的陆荣廷有与直系曹锟联合的趋势。主要表现是岑春煊、陆荣廷等在退出广东的过程中宣布解散军政府，取消广东自主。“奉读军政府各总裁敬日通电，撤销军政，解除职务。又奉电令开，军府业已明令撤销，所有军府议决已发命令案件，已另文咨请北京统一政府查照办理。关于依法国会之主行发表，所有西南各省，应即取消自主，由统一政府分别接受各等因。查两广自主，原由内阁非法而起，兹者北方政局渐次肃清，依法国会，实行有期，护法责任可解除。前次双方和议，原欲谋统一，乃变故频仍，殊难实现，政局岌岌，民望尤殷。军府因应时局之要求，顺应人民之心理，业经宣告撤销，回复原状，敝省自应遵照办理。……一切政令悉侯中央主持，爰率全省文武将吏，即日取消自主。”胡春惠认为，广西的这种行为是为了与北京政府重新建立隶属关系。这是旧桂系败于粤军后玩的一个花招，不想却把自己陷于孤立的困境。
1920年10月28日，粤人领袖宣布不承认岑春煊、陆荣廷、莫荣新有宣布解散军政府，取消粤桂独立之权。先是陈炯明在克复广东后，通电否定旧桂系宣言，“顷阅近日报纸记载，始悉岑春煊、莫荣新等于穷蹙逃窜之时，尚四处通电，一则自称取消军政府，一则自称取消广东自主。……岑莫等之宣言，不过取消其所窃据之名器，取消其本身之人格”。并指出，南方仍然有议和诚意，暂以南方议和总代表办事处为办事机关。后是滇军将领蔡炳寰通电反对岑春煊、陆荣廷的“离间滇军、逼散国会、私派党徒、向敌求和”的行为。唐继尧对于这种统一亦持反对态度，认为岑春煊等人属于盗窃名义，不能代表西南。很快，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联合通电驳斥岑春煊、陆荣廷，电文中说得明白：“自西南护法，国会南迁，由各省各军合组军府，原期同心协力，贯徹始终，不意劣马害群，莠草乱苗，岑陆与政学系诸奸，盘踞军府，扰乱国会，种种罪恶，罄竹难书。”并具体罗列其六大罪状。对于桂军失败，取消军府及广东自主一事，则斥为“滑稽儿戏，无聊亦复无耻”。在唐绍仪给北京靳云鹏的电文中说，南北和谈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唯一途径，而和谈的前提是解决外交与法律问题，仅凭岑春煊、陆荣廷不负责的宣言是于事无补的。也就是说，此时有两种统一：一种是按照北京政府的要求，前提是取消西南自主，然后实现统一；一种是根据西南护法军政府要求，前提是先恢复临时约法，然后统一。此时岑、陆等人支持的是前者，故而遭到西南其他地方实力派的一致反对。
孙中山回粤后，恢复军政府，新政府实行大总统制。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大总统职，准备出师北伐。为了消除后顾之忧，孙中山下令讨伐陆荣廷。1921年，粤桂战争爆发。7月，边防军务督办陆荣廷通电辞职，退出龙州，出走安南。督军谭浩明、省长李静诚、财政厅厅长陈继祖等一起出走。陆荣廷、谭浩明在广西的统治被推翻。粤军入桂，广东、广西形势发生逆转。
在此一阶段，旧桂系为反对张勋复辟而宣布两广自主，是符合时代大势之举，但其后与孙中山不和则属于逆势而行，两次粤桂战争的结果是旧桂系一退再退。失败之余的旧桂系再次投机于北京政府，而这种单独媾和的行为不但未能保住其在广西的地位，反而加速其在民国政治舞台的退场。
总体来看，清末民初广西的三次独立均具有革命与投机的双重色彩，这一特征决定旧桂系执政广西的未来前景。就独立之后的行为看，旧桂系并无意真心革命，无论是自保还是发展自身实力，封建性的地盘意识均非常浓厚，也就难以期望其统治会真正推动广西政制的现代转型，即使其在后来响应联省自治之时，这一特征仍然没有发生多少变化。
二 联省自治与广西的因应
1920年代，联省自治思想勃兴，进而成为一种思潮。其兴起的大背景是南北武力统一、和谈统一均陷入困境。知识分子和平统一的理想与军阀借以为护符的需求合流，遂使这种思潮获得一定的市场。倡导联省自治的主体主要是两种势力：一是作为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二是掌握军权的地方实力派。在知识分子中，以李剑农、杨端六、唐德昌，陈启修、胡适、高一涵、陈茹立等人的鼓吹最为有力。他们的主张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从学理方面阐释联省自治的重要性。以多元主义和社会连带主义为根据。二是从时局认识方面阐释联省自治的重要性。各省军阀拥兵自重，中央又无能力统一，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主张实行联邦制作为解决时局的方法。三是从国情方面阐释联省自治的重要性，如疆域辽阔、人口众多、风俗习惯语言各异等。在地方实力派中，湖南省省长赵恒惕首先主张实行联省自治，浙江卢永祥继之，然后是广东、四川，再然后是云南、贵州、广西、陕西、江苏、江西、湖北等省。
在广西，较早回应联省自治的是旅沪广西籍人士马君武、王乃昌、邓孟石等人，1920年10月，他们发出通函一封：“我广西自军阀专政以来，人民痛苦罄竹难书，现自决之潮，全球弥漫，废督之说，举国同声……惟吾桂人，尚无表示。兹特拟集合旅沪同乡研究本省人民自决方法。”广西留日学生会于1920年12月发表宣言，倡导废督裁兵、省长民选、杜绝党争、省民自决等。1920年11月3日，广西加入各省区“自治联合会”，广西代表为黄梦麟。该会宗旨为：限制军费，废除督军，及类似督军制度，以实行国民自治。另外，广西还积极参加各省区组织的“自治运动同志会”，是会成立于1920年11月11日，参加者有福建、湖北、江苏、山西、安徽、浙江、湖南、广东、广西、山东、四川等14省数十名代表，其宗旨为：讨论自治制度，鼓吹自治运动，实行国民自治。“自治联合会”与“自治运动同志会”的侧重点不同，前者侧重于废督裁兵，后者侧重于推行自治；但两者又有密切联系，废督裁兵是实现真正自治的前提，否则仍然是军阀割据而已。
广西省议会紧随其后。1920年，广西省议会先是发表“歌电”赞同卢永祥的“豪电”，在“歌电”中，其首先分析了乱局之下各省走自治道路的必要性，然后表达了对浙江提出省自治主张的赞同与欣羡之情，并提及广西省议会将召集临时会，专门讨论省自治进行事宜。1921年初，顺直省议会致电桂省议会，“倡议联合各省议会，推举代表，共同制定省自治法”。此议得到广西省议会的积极回应，并建议由顺直省议会与苏浙两省议会，“就近赁定会场，确定日期，挈衔通告各省。至代表人数一节，敝会主张每省一律推举三人，届时敝会自当推举到会”。至1921年6月13日，广西省议会发表自治宣言，进一步表达赞成联省自治的决心。
至于旧桂系，其被粤系在“粤人治粤”的口号下赶出广东之后，很快就以“桂人治桂”的口号相号召，以求保住其在广西的统治。1921年4月23日，陆荣廷联合谭浩明、陈炳焜发表“漾电”：“自粤人倡粤人治粤之后，荣廷等即通令前方退让，深愿粤中负责有人，御此重任。……今者国民心理，倾向自治，荣廷等只期顺应潮流，循民治之正规，以跻全国于和平。……至于粤人治粤、桂人治桂，荣廷等夙抱此旨，始终不渝。”6月4日，谭浩明致电赵恒惕，表明广西赞成各省自治的态度：“自治新潮，举国倾向，桂省偏处岭表，宁敢稍背时势，故前后各电，对于自治问题极表赞成。”。但旧桂系的努力并没有能挽救它的颓势。
对于旧桂系所倡导的省自治，知识精英多次在《新广西》刊文揭露其本质。《新广西》是“改造广西同志会”（该会为广西旅沪粤同乡创设）的机关刊物，刊物创办于旧桂系退出广东，宣布放弃独立，而周边各省蠢蠢欲动，企图援桂讨陆之时。其宗旨在于揭露旧桂系统治的本质，提出新的建设理念。马君武（后来曾担任广西省省长）为该刊亲撰“宣言”：“改造广西同志会，不谅力薄，发起本报，为言论之机关，促省人之愤起。凡属桂省将士，食毛践土，讨贼之事，宜为先驱，勿俟邻省会剿，兵祸延长。改造广西同志会之会员，以谋全省福利，为主旨，俟贼酋已除，贼党已清，当合力谋全省政治之改良，图全省人民生计之发达，永不容复有类似陆荣廷之人，操广西之政柄，全省同志，幸共鉴焉。”对于旧桂系提出的广西自治，部分知识分子揭露其本质。周公谋认为，“民治”是旧桂系用来愚惑人民、保存势力与地位的工具，“近年以来，民治的新潮，已弥漫全国了，陆荣廷也知道这种新潮一来，是没有法子抵抗的，但他们的强盗野心，仍然未死，所以想出一个‘换汤不换药’的计策来，等到风潮紧急，不能抵抗的时候，就暗中叫陈炳焜出头宣布独立，实行民治种种假意的文章”。邓家彦不屑于当时流行的“某省人治某省”的说法，认为这是一种部落主义。并进一步指出真正的“桂人治桂”应该是广西人民治理广西，并非省长督军是广西人就算桂人治桂。也就是说，真正的自治应该建立在人民直接参政的基础之上。由这一解释可以看到当时广西所谓省自治的本质。对于旧桂系统治下的广西，人民是不满意的。进而指出广西改造的主旨应是恢复全省人民的自由和幸福，恢复全省人民的人格。梁烈亚反对陆荣廷取消广西独立、投降北京政府的做法，认为广西与广东、云南、贵州、湖南休戚与共，和则两利，分则两伤。陆荣廷的做法是把广西置于被其他几省讨伐的危险境地。因而赞同与广东、云南、湖南各省修好，通过整顿内政、废督裁兵等举措实施真正的民治。象山认为，当前的民治是“当道借恢复自治的美名，来和缓人民的反抗军阀心，希冀苟延自己的生命，谁人不知，他的结果，也就离不了官督民办的故技”。而人们所要的自治，一是“把现在强盗变形的军人，统统解散”，“拿来做开矿的矿工、种树的园丁，办警察来保卫城市，办民团来保卫地方”。二是“把现在的督军呵、省长呵、道尹呵诸如此类统统废掉”，“一县的事交一县人所选的委员去办，一省的事，交一省人所选的委员去办”。梁烈亚批评了在强盗军阀政府统治下讲求自治及省自为治的做法，认为军阀的自治不过是“息兵保境”。而就广西的地位看，取消自主、投降北京政府，连息兵保境都做不到，广西与西南各省的关系是合则治，分则乱。由此可见旧桂系与知识分子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
粤军入桂之后，广西原隶属于旧桂系的各路将领相继宣布自治，但是这种自治完全是拥兵自重，自治恰为自乱而已。
随着旧桂系的没落，新桂系开始崛起。新桂系是相对于旧桂系而言的，二者既有承继关系又有本质区别。换句话说，新桂系的主要领导人多源自旧桂系的中下层军官，却属于旧桂系中知识水平较高、执政理念相对先进的一个群体。对于联省自治，新桂系并不感兴趣。据陈雄回忆，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统一广西后，湖南赵恒惕曾派叶琪到广西兜售“联省自治”，虽然叶琪与李、黄、白有同乡兼同学的关系，但并未得到他们的认可
白崇禧认可联省自治的学理性，但同时认为这一方案并不适合民初的中国。“联省自治也有其理论根据，中国太大了，各省自治，先把自己的省建设好，再合起来共建一个中央政府，像美国一样，各州有各州的自治权，而中央亦有其职掌，这就不用你征我讨连年争战，湖南即公布过省宪，浙江也曾步后尘，似乎这是可行的途径。但是我觉得这理论只是它的表面，骨子里是‘保境安民’的地盘主义——湘人治湘，北人不要南下，南方的革命军也不要北伐。我想我国历史上凡是由分而合的大一统时代，总是国富兵强，都能向外发展，如果由合而分，那是进入乱世，彼此征伐，联省自治等于把国家分成许多单位，和大一统的局面相去太远，因此我觉得走这条路前途渺茫得很，不能走。”黄旭初也持此论，“民国八九年的时候，赵恒惕、陈炯明、唐继尧辈，看见美国联邦自治的办法很好，曾主张‘联省自治’；闹了一顿，也没有成功”。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联省自治的提法逐渐式微。
毋庸置疑，在近代中国政制转型的过程中，联省自治是一种重要的路径探索。但在军事强力之下，知识分子欲借地方实力派以达到废督裁兵、实现自治的想法无异于与虎谋皮。林桂圃认为，“民九以后所谓联省自治运动时期的联邦论，乃是当时各省一般小军阀，为要反抗北京政府的大军阀希图割据，并与一部分政论家互相利用的结果，初非因中国有非实行联邦制不可的基本因素存在，所以无论他们的联邦论的高调，唱得怎样起劲有力，皆归于失败”。与其他各省不同，旧桂系倡导联省自治的目的在于解决粤桂战争失败之后其在西南诸省的危局。所谓自治，仅为独立自保而已。
三 新桂系与广西模范省建设
与旧桂系不同，新桂系主要领导人大部分毕业于新式军事院校，政治理念新颖、革命目标明确。在脱离陆荣廷集团后，他们积极谋求广西的统一，先后消灭陆荣廷、沈鸿英等在广西的残余势力，从而控制广西大部。另外，新桂系主要领导人还相继加入中国国民党，响应广州国民政府号召，积极参与北伐，在全国政局中崭露头角。如果说最初阶段新桂系的主要任务是整军经武，但随着北洋军阀的倒台，新桂系面临的挑战发生新的变化。全国统一在即，作为独立意识比较强的政治军事力量，如何处理广西与中央的关系，在蒋桂战争、中原大战之后，显得更加急迫。建设新广西的理念、《广西建设纲领》及三自政策等，是新桂系应对时局的重要举措。
据李宗仁回忆，建设新广西的理念确定于1930年代之后，“‘九·一八’及‘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之后，国难日深，我们以为抗日报国之道，实应登高自卑，从头做起。因此自民国二十年秋起，我和白崇禧、黄旭初等乃决心从根本上整理广西省政”。其目标则是“将广西建设成一个三民主义的模范省，为全国作一榜样，以逐渐达到复兴中国的最后目标”。但他没有谈及另外两个背景，一是中原大战蒋介石在军事上取得决定性的优势，二是在他省服务的广西籍党政人才如叶琪、李品仙、廖磊等相继回归，为广西建设奠定了人才基础。
1934年，广西召开党政军联席扩大会议，议决通过《广西建设纲领》（共十六条），其中论及中国社会的四大病态：贫、愚、弱、乱，因此提出“扶植农村，发展工业以救其贫；普及教育，推进文化以启其愚；实施民团训练与学校军训，以振其弱；整饬政治组织，集中军政权力，训导纪律生活，整齐国民意志，以弭其乱”。1935年8月，广西党政军第二十五次联席会议通过修订版的《广西建设纲领》，仍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基本认识，指出三民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的唯一适当原则；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民族独立；并对广西省建设工作的性质加以说明。第二部分仍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四个方面，内容则增加到27条。
就《广西建设纲领》的内容而言，主要体现三个特征。首先是自主意识。1934年5月，在名为《广西建设的总目标》的演讲中，李宗仁指出，《广西建设纲领》是建设广西的最高原则。广西建设的目的，首先是在政治上求自治，经济上求自给，军事上求自卫，文化上求自觉。“在消极上力谋地方安宁，及民众武力之充实，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努力廓清，以求自卫自治，在积极上力谋增加生产，复兴农村，普及教育以求自给自觉。”其次是军政合一。《广西建设纲领》的主体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四个方面，军事自卫是贯穿其中的红线，其中又以民团组织建设最具代表性。广西桂平区民团指挥部指挥官虞世熙认为，新桂系借助民团组织除了修齐广西内政，还有一致对外的意思。这种组织摒弃晚清一代的团练制度，模仿管仲相齐时的轨里连乡制度。正是因为对外的这层含义给新桂系的制度设计增添更加明显的自主色彩。再次是务实精神。新桂系反对照搬欧美与苏俄，倡导民族自觉力与自信力，这与当时全盘照搬西方的风气直接相对；新桂系还倡导提高行政效率，反对制度本位。李宗仁曾批评说，民国以来的“几年计划”和“施政方针”结果往往“徒成一纸具文，能言而不能行，甚或言行相反”。这是其务实精神的另外一层含义。
如果说《广西建设纲领》为建设新广西描绘了一个蓝图，“三自”（自卫、自治、自给）政策则是对这一蓝图的浓缩。白崇禧认为，“三自”政策就是本着广西建设纲领制定的。从“三自”政策中，人们首先能感受到新桂系的自主意识，其次能感受到新桂系执政理念中的进步精神。
实施自卫的办法是推行“三寓”，即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其中寓兵于团最为典型，广西民团的编制标准是十户为甲，十甲为村，十村为乡。村设村长，且兼任后备队队长，总率壮丁一百人；乡有乡长，且兼任大队长，总率壮丁一千人；部分大县下设区，区设区长，兼任联队长。广西的民团有两个系统：一是军事系统，从总部到区指挥部再到县民团司令（县以下设联队—大队—中队）；二是政治系统，从省府到行政监督再到县政府（县以下设区—乡—村—甲）。虽然划分为两个系统，拥有不同的职权，但二者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典型的军政合一。黄旭初强调，广西民团不是化民为兵，而是兵民合一。民团是军事、政治、经济的组织。军事占3/10，其他占7/10。这种体制非常有利于政令的传达。另外，在以科学为基础的战争年代，文人学武，武人学文。广西“中等以上的学校，不仅实施军事训练，而且施行军事管理”。寓将于学实际上是为应付战争的爆发，为军队准备将官。而寓征于募并没有完全按照征兵制来，广西“一方面因为无须要庞大的兵额，一方面要进行较易起见，故对应征者，尽先就自愿的挑选。有剩或不足额时，才抽签定之。所以是以募兵的手段，达到征兵的目的”。
推行自治，一是人们要有管理政事的机会，二是人们要有管理政事的能力。前者可以通过选举，后者则需训练。黄旭初主张根据实际需要来确定中国基层自治制度。反对照搬国外的理论与制度，“欧美各国哲学的基础，是起源于宗教，我国的是起源于伦理”。因此，中国县以下的区、乡、村、甲的政治组织系统。“不是仿效英国，也不是仿效日本，却是效法我们的祖宗。”他还提倡培养一批朝气蓬勃的青年回到乡村去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推动地方自治事业。因为“过去谈自治的，一般都争向繁华的都市跑，而视乡村如畏途，裹足不前，所以乡村里面一切的事务，还是落在土豪劣绅的手上。而这些土豪劣绅平时武断乡曲，鱼肉乡民，作奸犯科，无所不为。即使比较好的，也暮气沉沉，形同木偶。希望他们推动自治，无异缘木求鱼”。在推行自治政策方面，广西主要致力于三个方面：政治机构的改造，民权的培养，地方建设的根本工作。这三个方面的本质是创造自治机会、培养自治能力，建立自治基础。在自治机会的创造方面，主要措施包括肃清残余的封建势力、整顿吏治和肃清贪污、反对军人干政、培养人民的自治精神等。在自治能力的培养方面，广西最主要的做法是举行村（街）民大会。另外，广西省县政公务人员政治训练班、广西民团干部学校等也间接发挥增强人们自治能力的作用。在自治基础的树立方面，则包括调查户口、土地测量、办理警卫、修筑道路等。
自给不是自给自足，而是寻求供需平衡。换句话说，就是拿自己富裕的东西去交换缺乏的东西。自给的基本含义包括抵制侵略、肃清障碍、增加生产。自给政策的界限包括量和质两个方面，前者是国民经济性质的，后者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自给政策的实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资本方面是发展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包括公共造产、开发矿业、调节金融、推行合作事业及设立农民银行平民借贷所；劳动力方面包括征工，企业科学化、机械化，推行保健事业，改良民众生活；自然方面包括垦荒、改良品种、改良肥料、发展水利；企业方面则包括发展经营各种企业、保护私人企业等。
自卫、自治、自给各有侧重，同时又相互依存。自卫政策最为重要。如果不能自卫，就谈不上自治和自给。自治和自给的能力增强，自卫的能力也就能够随之加强。另外，自治和自给也是相互联系的。“办理自治，要能够领导人民去进行各种建设，增进人民的经济利益，才是最重要的目的。所以说到自治，便已包含有自给的作用在内。在另一方面说，人民自给的能力增进了，经济生活逐渐改善了，人民的文化程度便可以逐渐提高。这样，自治的能力，自然随之而增进，自治的效率，较前必更有进步。”
如果说《广西建设纲领》与三民主义有着内在的逻辑，（李宗仁认为这一纲领是根据三民主义的原则拟定的。第三条规定与民权主义中所提示的地方自治的原则是一致的；第九条、第十二条都是依据民生主义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原则拟定的；第二十一条则是发扬民族主义。）那么，“三自”政策则直接与三民主义相比附。白崇禧在解释《广西建设纲领》、“三自”政策、三民主义的关系时说：“三自”政策是《广西建设纲领》所依据的理论体系，“三自”政策的根据是三民主义。“总理的民族主义，主张民族能独立自卫，不受欺侮；民权主义主张实行地方自治，使下层基础有稳固的组织；民生主义主张人民生活能自给自足，不依靠外人可以生存。”三自政策的理论体系与此一一对应。自卫是民族自由的前提，自治是实行民权的途径，自给是实现民生优裕的基础。所以说，“三民主义是三自政策的理想，三自政策是三民主义的实行”。对于这一点，黄旭初有更加详细的阐释：“要实现民族主义，必须能够自卫；要实现民权主义，必须能够自治；要实现民生主义，必须能够自给。”三民主义是一种完善的主义，但主义需要办法来实施。而乡村建设运动、生产运动、教育运动等属于单一的方法，不能起到明显的效果，因此需要一套整体意义上的建设方法，即“三自”政策。“要实现主义，必须要先有足以实现主义的办法，而这办法一定是整个性的、具体性的。一方面，不能拿零碎支离的办法来做解决中国问题的方针；另一方面，也不能即把主义当做是办法。”《广西建设纲领》、“三自”政策与三民主义浑然一体，为新桂系在广西的改革奠定了合法性基础。
在新桂系的经营下，广西一度成为全国建设的模范，在军事、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皆有可圈可点之处。就1935年的广西建设而言，相关工作已按照“三自”政策全面铺开。民团组织及训练取得显著成绩；各级政权组织日臻完善；金融、工业、农业、贸易均有发展；教育经费年有增加，国民教育日渐普及。全面抗战期间，广西的各项建设继续向前推进，其中经济层面的成就最为显著，如改良农业、开发矿业。主要通过倡导开垦荒地，建设农林试验场，设立土壤调查所、昆虫研究室，奖励民间开矿等举措，改善农民的经济境况。又如提倡工业、奖励输出。广西不但重视省营工业的发展，而且重视民营工业的发展。逐渐改变以往洋货充斥、金钱大量外流的局面。再如大力建设公路。凡是重要的地方，都筑起公路，形成四通八达的公路网等。广西行政干部训练委员会组长王浩明这样评价新广西的建设，“十年来广西的建设，能够把萑符［苻］遍地，变成道不拾遗，被誉为全国的模范省……抗战以来，兵马财物，贡献国家，其巨大为各省所仅有，这无疑又是三自政策实施十年的积累”。可以说，正是由于新桂系的努力，广西逐渐改变过去盗匪遍地、省弱民穷的局面，不但为自立提供了条件，也为桂系抗战奠定了基础。
总体来看，作为地方实力派，新桂系虽然在表面上服膺南京国民政府，但一直紧握广西的军政大权。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而南京国民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的情况下，先建设广西进而图中国复兴不但符合大势，而且是新桂系以退为进的一种策略性选择。不可否认，无论是自治政策、自给政策，还是自卫政策，首先是站在广西的立场上，然后才是国家的立场，潜在的自主意识非常强烈。对于这一点，虞世熙的评价一针见血：“所谓自卫政策，其骨子里并不是巩固国防，主要是巩固其在广西的统治。所谓自治政策，就是不让蒋介石插手广西的一切政务，把广西当作他们的天下。”但是，人们又不能把新桂系的执政理念单纯视为以广西独立为目的，毕竟新桂系并未把目光局限于广西，在新桂系领导人的政治目标中，广西只是立足点，其最终目标是救国，而救国的前提是自救。
余论
综上所述，民国广西地方实力派得以自存的第一个因素是对“势”的把握。那么，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最大的“势”是什么呢？从表面看，是民主共和成为时代的主流话语，政治制度的现代转型不可阻抑；就实质而言，是地方主义兴起，武人主导政局成为大势所趋。而倡导民主共和、标榜政治开明，往往是地方实力派强化其统治合法性的常用手段。以此为其立论基础，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民国广西地方实力派的行为逻辑。就旧桂系而言，无论是革命还是投机，主要目标是确保其对广西的实际控制。清末民初旧桂系的三次独立都属于顺势而为，具有革命的成分，同时又有明显的投机色彩。旧桂系的最终失败则是因为逆“势”而行，先是与孙中山等革命势力分道扬镳而丧失道义基础，后是投机于北京政府而被西南诸省所排斥，最终陷于孤立境地。相比而言，新桂系对“势”的把握更加成功。统一广西、遵奉三民主义、参与北伐战争等都是符合时代精神的革命行为，为新桂系的壮大提供了契机。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如何确保对广西的控制成为桂系面临的一大挑战。作为地域性明显、独立意识强烈的政治军事集团，新桂系很难摆脱地盘意识的影响，所以才有蒋桂战争的爆发。但在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的情况下，对抗蒋介石集团则有对抗中央之嫌，新桂系的行为有丧失“势”的危险。因此，新桂系推出广西模范省建设。（孙中山先生最早在广东倡导模范省建设，因此以“建设模范省”为号召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合法性资源。）随着《广西建设纲领》、“三自”政策的相继出台，广西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这些政策一方面体现新桂系执政理念的进步性，同时又带有明显的自主色彩。有研究者指出，“新桂系将‘三自政策’与孙中山三民主义挂钩,标榜‘三自政策’是实现三民主义的‘革命策略’,是有其政治用意的。民国以来,地方军人拥兵自重,割据地盘,被视为‘军阀割据’,声名狼藉。新桂系为避免这个恶名,需要用‘革命理论’来装饰,‘奉行总理遗教’、‘实践三民主义’是最好的办法。这不仅可以应付蒋介石的责难,又可以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对“势”的灵活把握奠定了此后新桂系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以上所谓的“势”更倾向于“术”，真正决定旧、新桂系不同命运的“势”是他们在近代中国政制转型中的所作所为。辛亥革命中各省独立实际造成中国政制现代化转型的控制权从中央转移到地方实力派手中，地方实力派自存的能力越强，对中国政制现代化转型的影响就越大。钱穆对民初地方实力派的作用基本持否定态度，这从他对行省制度的评价中可见一斑：“‘行省制’既不利于地方自治，又不利于中央集权，乃是横梗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易于引起尾大不掉的一制度。清末督抚，乃至民十七以前之各省督军，事例昭然。”事实证明，在民初地方实力派的控制下，行省更容易成为独立王国。在旧桂系时代，也曾推行地方自治，但屡废屡兴。旧桂系的用人机制最让人诟病，白崇禧直言其任人唯亲，如陆荣廷对陈炳焜、谭浩明等人的重用，不外乎姻亲关系、同僚关系。上层如此，下层也不例外，以至于当时广西的县知事主要是那些与旧桂系亲近或善于逢迎的人，“无论是竖儒、滥崽、贩夫、工匠，都可以做知事”。自治最终沦为一种装饰。任人唯亲的另一个负面影响是对非亲信的排斥，特别是那些有新思想的新式人才往往不得其用，最终导致旧桂系的执政理念愈显陈旧，广西政制的现代转型陷入困境。与旧桂系相比，新桂系优势明显：一是因为新桂系领导人的成分发生重大变化，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人都毕业于新式军事院校，具有更强烈的进步精神，突出表现在他们接受三民主义、积极支持北伐战争等革命行为；二是新桂系领导人的政治理念新颖、抱负远大，这一点在《广西建设纲领》、“三自”政策中有明显的体现。这种立足广西而雄视全国的态势使新桂系逐渐成长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不可忽视的力量，同时也使广西在政制现代转型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陈明胜，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文章刊载于《民国研究》第42辑。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