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43年，也就是贞观十七年二月，李世民命画师阎立本在凌烟阁里为当年一起打天下的二十四位功臣画像，这就是著名的《二十四功臣图》。这些画像按真人比例绘制，陈列在凌烟阁内，太宗常常到那里凭吊旧事，缅怀当年的战友和功臣。在这二十四人中，房玄龄、杜如晦名列前茅，可是问题来了：在玄武门之变发生之前，为什么他们有可能面临性命危险，会有人想要置他们于死地呢？

房玄龄长期为李世民收罗和举荐人才。隋末唐初，李渊起兵入关时，房玄龄多次随亲王出征，担任幕僚和参谋。他举荐了不少能人：有机智的张亮、才思敏捷的薛收、能担重任的李大亮、识达明细的杜如晦等人，这些后来都成为卿相的大员。房玄龄善于谋划，处事周密，因而与杜如晦并称房谋杜断。《新唐书》对他的评价是：处理国事勤勉尽责，不自矜妒，用人不拘一格，宽厚而有法度。唐代诗人李贺也有诗句这样形容英雄功臣：男儿应当带刀出征，收复关山，登上凌烟阁，谁能不愿早登万户侯？李世民能有房、杜二人辅佐，实属幸事。

房玄龄与杜如晦两人本身的身份和经历也值得交代。房玄龄（579—648），名乔，字玄龄，齐州人，出身显赫，武德九年与杜如晦、长孙无忌等并列为功臣之首。历任中书令、尚书左仆射，后来封梁国公、进位司空，长期参与朝政。贞观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房玄龄病逝，谥号文昭。

杜如晦（585—630），字克明，京兆杜陵人，早年与薛仁杲、刘武周等人筹谋，擅长运筹帷幄。长安平定后，他被任为陕州总管府长史，后来位居功臣之列，参与选拔人才、制定法度。贞观四年杜如晦病逝，追封司空、蔡国公，谥号成公。

造成房、杜被卷入危险境地的背景是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之间的激烈权力斗争。太子担心秦王麾下人才众多，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于是先拉拢、分化，有时甚至动用暗杀手段，企图铲除对手。武德九年（626年），东突厥骑兵围攻乌城，朝廷征调各路虎将，秦王府的秦叔宝、尉迟敬德、程知节等随军出征，局势紧张。李建成曾拉拢尉迟恭不成后欲加害，尉迟被捕，后被李世民救出。

更为险恶的是，李建成和李元吉被指与宫中妃嫔张婕妤、尹德妃暗中勾结，企图在昆明池设局置李世民于死地。王晊先知此事，将情报告知长孙无忌。长孙等人主张先发制人，但李世民一方面念及手足之情，迟疑不决；另一方面，尉迟恭、长孙无忌等人再三劝说，指出不能因小仁而弃国之大义，形势已迫，必须有所行动。

在这样的紧要关头，李世民想到要把房玄龄和杜如晦召回朝中商议。可当时二人并不在京师，尉迟敬德被派去请二人。第一次去请时，房、杜都犹豫不决——他们一方面不属于秦王幕下的主要人物，另一方面担心此次变故若失败，会牵连性命；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他们担心是虚张声势的谎报，怕被人利用。面对这种风险，任何人都会三思而行。

李世民听闻房、杜没有来，十分恼怒，但很快果断行动。他将佩刀交给尉迟敬德，明确告诉他：若二人不来，就直接杀掉。佩刀既是信物，也是警告，表示此次召回非同小可。李世民的态度表明，这场事关国体安危的行动，不能有任何迟疑或背叛。

尉迟敬德第二次前去，带着皇帝的佩刀与诚意，房、杜二人这才明白事态的严重性：如果再不前来，不仅会被视为背信弃义，若兵变成功，他们也难逃恶报；若兵变失败，不来又可能被怀疑通敌而被处死。权衡利弊之后，二人决定应召而来，且愿意为提高胜算出谋划策。可以说，李世民的果断与尉迟敬德的再三劝说，打消了他们的顾虑。

于是房玄龄和杜如晦分别乔装成道士潜入秦王府，参与了玄武门之变的谋划与实施。正是在他们与尉迟敬德、长孙无忌等人的共同筹划下，李世民发动了这场先发制人的行动，最终改变了唐朝的政治格局。需要说明的是，当年围绕此事的史料和记载并非单一，有些史家把关键事件称为昆明池之变，也有人称玄武门之变，具体细节在史书中各有侧重，难以一言以蔽之。总体来看，皇室内的权力斗争复杂且残酷，几位皇子为争位不惜一切，这也导致了后来一系列你死我活的政治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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